?《新史學雜誌》為什麼敢啃「跨學科 + 數字人文」這塊硬骨頭？
說到學術期刊，大多數人腦子裡冒出的畫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要麼是埋頭故紙堆的考據，要麼是咬文嚼字的理論爭鳴。但《新史學雜誌》偏不按常理出牌，這些年在台灣及東亞歷史研究領域，硬是把「數字人文技術」和「跨學科視野」這兩個看似不搭邊的東西捏到了一起，而且玩得有聲有色。
你別以為這是趕時髦。傳統的台灣及東亞歷史研究，太依賴個體學者的知識儲備和文獻解讀能力了。就拿台灣原住民社會變遷來說，過去學者能接觸到的史料頂多是幾本地方志、幾份傳教士日記，分析來分析去總是繞不開那幾個點。東亞海域貿易史更誇張，中國、日本、韓國的史料各說各話，語言不通、統計標準不一，想做個橫向對比簡直難上天。
《新史學雜誌》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大約十年前，他們就在編輯部會議上吵過一次 —— 與其在現有史料裡打轉，不如想辦法用新工具撬開新視角。那時候數字人文在歷史學界還算新鮮詞，敢把它和台灣及東亞歷史研究綁定，還要拉上跨學科團隊一起幹，不少資深學者都覺得「太冒險」。
結果呢？這幾年《新史學雜誌》發的文章，硬是憑著扎實的技術應用和獨到的研究視角，在兩岸三地的歷史學界闖出了名號。你去翻他們的目錄就知道，每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文章帶著「數字痕跡」—— 要麼是附著數據可視化圖表，要麼是標註了數據來源和分析工具，甚至有幾期還附上了開源的分析代碼。這種勇氣，在同類期刊裡真不多見。
?數字人文技術到底給台灣歷史研究撕開了哪些新口子？
談到台灣歷史研究，繞不開的就是史料碎片化問題。清代的台灣文獻散在兩岸圖書館、海外檔案館，日據時期的資料又夾雜著日文、閩南語、客家話多種語言，單靠人力整理簡直是難題。數字人文技術的出現，算是給這類研究開了個「捷徑」。
就拿《新史學雜誌》2022 年那期「台灣平埔族社會變遷」專題來說，過去學者研究平埔族，主要靠幾本傳教士留下的《番俗六考》和零星的戶籍檔案，結論總是圍繞「漢化程度」打轉。但那期專題裡，有篇文章直接用了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把散落在台灣故宮、福建圖書館的 3000 多份平埔族家譜、契約文書做了文本識別和詞頻分析。
你敢信嗎？他們竟然從中扒出了「婚姻對象選擇」「土地買賣頻率」「宗教儀式用語變化」三組數據。通過比對這三組數據與漢人移民潮的時間線，直接證明了平埔族的「社會變遷」不是被動漢化，而是主動適應環境的選擇。這種結論，靠傳統逐字逐句讀文獻的方式，恐怕十年都挖不出來。
還有個例子更有意思。去年《新史學雜誌》發了篇研究日據時期台灣報紙的文章，學者們用圖像識別技術還原了《台灣日日新報》的廣告版塊，再用數據可視化做成時間軸。一眼就能看出，1930 年代以後，台灣本地企業的廣告數量超過了日本企業，而且廣告用詞裡「台灣風味」「本地特產」這類詞出現的頻率直線上升。這點兒發現，直接給「日據時期台灣民族資本覺醒」這個論題添了實打實的證據。
?文本挖掘讓古籍「說話」：《新史學雜誌》的實操案例太驚豔
文本挖掘這東西，聽著玄乎，其實落到歷史研究上特別實用。尤其是面對那些卷帙浩繁的古籍，人眼讀不過來的內容，計算機能在幾小時內找出規律。《新史學雜誌》在這方面的案例，說出來能讓搞歷史的同行豎大拇指。
記得他們有篇研究《臺灣府志》的文章，這本書從清代到民國修訂了十幾版，過去學者研究多半是比對字句差異，分析編撰者的政治傾向。但《新史學雜誌》的團隊不這麼幹，他們把十幾版《臺灣府志》全部掃描成電子文本，用文本挖掘工具提取「風俗」「物產」「兵防」三個類目的詞條變化。
結果發現了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康熙年間的版本裡，「兵防」類目的詞條佔比超過 40%，提到「番人」（指原住民）時總帶著「剽悍」「難馴」這類詞；到了乾隆年間，「物產」類目的詞條突然增加，「兵防」佔比降到 20%，描述原住民的詞也變成了「勤勞」「納賦」。這組數據一出，清代對台灣的治理策略從「軍事鎮壓」轉向「經濟整合」的過程，根本不用多解釋，數據自己會說話。
更絕的是他們處理多語種文獻的辦法。有篇研究甲午戰爭後台灣知識分子思想變化的文章，用到了漢文詩集、日文雜誌、英文報紙三類史料。團隊開發了個簡單的詞向量模型，把不同語言裡表達「愛國」「認同」的詞彙進行了對應分析。你猜怎麼著？1895-1905 年間，台灣知識分子的文章裡，「鄉土」這個詞的出現頻率是「國家」的 3 倍，而且經常和「墾殖」「教育」綁在一起用。這種細微的語言變化，靠人工讀幾本書根本察覺不到。
?GIS 地圖 + 歷史地理：東亞海域貿易史研究被徹底盤活了
東亞海域貿易史研究，向來是《新史學雜誌》的強項，但過去這領域的研究總有個痛點 —— 地圖不準。無論是鄭成功時期的海上商路，還是清代台灣與閩南的渡船路線，史料裡的記載要麼模糊，要麼前後矛盾，學者們經常為「某個港口的具體位置」吵半天。
GIS 地圖技術的加入，算是把這個難題解決了。《新史學雜誌》2023 年有個專輯叫「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台灣角色」，裡面幾乎每篇文章都掛著動態 GIS 地圖。有篇研究鄭氏集團貿易網絡的文章，直接把《巴達維亞日記》《熱蘭遮城日記》裡提到的貿易點坐標標註出來，再疊加季風、洋流數據做模擬分析。
原本學界以為鄭氏集團的船隊主要走「台灣 - 長崎 - 閩南」這條線，結果 GIS 模擬顯示，每年冬季東北風盛行時，他們的船隊有 40% 會繞道呂宋島，通過西班牙商人轉賣貨物。為什麼？因為那時候從台灣到長崎的航線被荷蘭人壟斷，繞道呂宋雖然多走三天，但利潤能提高 20%。這個發現，直接補充了鄭氏集團「海上霸權」的運作細節，靠傳統文獻考據幾乎不可能做到。
還有個案例特別讓人驚訝。研究清代台灣與大陸的移民路線時，團隊把《台灣縣誌》裡的「渡船碼頭」記載，和福建沿海的「移民祖籍地」數據進行了空間匹配。結果在 GIS 地圖上清晰地顯示出，泉州移民多集中在台灣南部的安平港、打狗港，漳州移民則偏愛北部的淡水港、基隆港，而且這種分布和兩地的方言分佈幾乎重合。這種「歷史地理 + 社會文化」的交叉分析，沒 GIS 技術撐著，想都別想。
?跨學科團隊怎麼搭？《新史學雜誌》的合作模式值得抄作業
搞跨學科研究，最難的不是技術，是人。歷史學者覺得計算機專家不懂史料背景，計算機專家覺得歷史學者不會提技術需求，最後往往不歡而散。但《新史學雜誌》在這方面摸索出的模式，真值得同行們借鑒。
他們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但凡涉及數字人文的文章，作者名單裡必須有至少一位非歷史學科的研究者。可能是計算機系的老師，可能是地理系的學生，也可能是圖書館學的專家。更關鍵的是，這些非歷史學科的研究者不是掛個名，而是從研究一開始就參與進來。
有篇研究台灣戰後農業改革的文章，團隊裡除了歷史學者，還有一位經濟學院的計量經濟學教授，一位信息學院的數據可視化工程師。一開始討論研究方向時，歷史學者想聚焦「土地改革法案的文本分析」，經濟學教授卻提了個意見：不如結合糧食產量數據和農戶收入調查來看。工程師則補充：如果能把數據做成互動式時間軸，讀者會更清楚改革效果。
最後這篇文章出來，既有法案文本的細節解讀，又有計量模型分析的產量變化曲線，還有個在期刊網站上能點擊查看的動態地圖，標註了不同縣市的改革進度。讀者反饋特別好，不少人說「終於看明白這場改革到底改了什麼」。這種合作模式，不是簡單的「歷史學者出題，技術人員做題」，而是大家一起重新定義「題目應該長什麼樣」。
他們還特別重視「中間人」的作用。《新史學雜誌》編輯部裡有兩位「雙料編輯」—— 一位本碩讀歷史，博士讀計算機；另一位本科学地理，博士讀東亞史。這兩位編輯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歷史學者和技術專家之間搭橋。歷史學者說「我想知道這批史料裡有多少提到災荒」，編輯會轉化成「需要對 10 萬字文本進行主題建模，提取災荒相關主題的詞頻」；技術人員說「這個算法的準確率是 85%」，編輯會解釋成「大約有 15% 的內容可能需要人工復核」。有了這樣的中間人，溝通效率起碼提高一半。
?數據孤島是死穴！《新史學雜誌》在數據共享上的努力與尷尬
數字人文研究，數據是命根子。但台灣及東亞歷史研究領域的數據，簡直是「散落在各處的珍珠」—— 台灣故宮有一批，南京圖書館有一批，東京大學有一批，漢城大學又有一批。而且這些數據要麼不對外開放，要麼格式雜亂，想整合起來比登天還難。
《新史學雜誌》這些年一直在推動數據共享，可惜效果說好聽點是「緩慢推進」，說難聽點是「舉步維艱」。他們曾經想做一個「台灣史料數據庫」，聯繫了十幾家機構，結果只有三家願意提供部分數據，還附了一堆條件 —— 不能商用，不能二次轉發，甚至連分析結果發表時都要注明「數據來源受限」。
最尷尬的是標準不一的問題。同一份清代台灣戶籍檔案，台灣故宮掃描時用的是「卷 - 頁 - 行」編碼，福建圖書館用的是「年份 - 地區 - 編號」編碼，兩邊的數據根本對不上。《新史學雜誌》組織了幾次學術工作坊，想推一個統一的編碼標準，結果學者們吵翻了 —— 研究社會史的覺得「戶主姓名」應該是核心字段，研究經濟史的堅持「土地面積」更重要，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當然也不是沒點成績。他們和台灣大學圖書館合作，把館藏的 500 多本台灣地方誌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做成了開源數據集。這個數據集不僅標註了字詞釋義，還附帶了簡單的文本分析工具，上線一年就被下載了兩千多次。有位年輕學者用這個數據集做研究，發現了清代台灣各地「城隍廟數量」與「商鋪數量」的正相關性，文章還登上了《新史學雜誌》，這算是數據共享結出的甜果。
但總體來說，數據孤島問題不解決，台灣及東亞歷史研究的數字人文應用就很難有大突破。《新史學雜誌》的編輯在一次學術會上半開玩笑說：「我們現在不是缺技術，是缺一個能打通兩岸三地檔案館的『數據通行證』。」這話聽著心酸，卻是大實話。
?未來的路怎麼走？數字人文不是歷史研究的「萬能鑰匙」
這幾年數字人文火起來以後，學界有種奇怪的傾向 —— 好像不用點大數據、人工智能，研究就不夠先進。但《新史學雜誌》最近的文章裡，反倒多了些反思的聲音，這點特別難得。
有篇評論文章直接點名批評：「有些研究為了用技術而用技術，明明幾頁文獻就能說清的問題，非要套個複雜的算法，最後得出的結論和前人沒兩樣。」這話說得夠直接吧？其實數字人文技術再先進，也替代不了歷史學者的核心工作 —— 對歷史意義的解讀。
就拿文本挖掘來說，計算機能告訴你「某個詞在文獻中出現了多少次」，但為什麼這個詞會頻繁出現？背後有什麼社會背景？這些還得靠人來分析。《新史學雜誌》去年發過一篇研究台灣戰後文學的文章，用情感分析技術處理了幾十位作家的作品，發現 1950 年代的小說裡「孤獨」「鄉愁」這類詞的情感傾向偏負面。但如果僅靠這個就得出「台灣作家普遍消極」的結論，那就鬧笑話了。文章最後是結合了當時的社會管制背景，才分析出這種「負面情感」其實是作家們表達抗議的一種方式。
還有個更現實的問題 —— 技術門檻。不是所有歷史學者都會用 Python，也不是所有研究團隊都有錢買昂貴的分析軟件。《新史學雜誌》最近開始推「輕量級數字人文工具」，比如簡單的在線詞頻統計網頁，傻瓜式的地圖標註工具，讓那些沒接觸過高深技術的學者也能試著用用。他們的想法是：技術應該是「擴展工具」，而不是「門檻」，不然就把一大批研究者擋在門外了。
其實未來的方向很清晰 —— 數字人文和傳統研究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該用技術的時候，大膽用，比如處理海量史料、還原複雜網絡；不該用的時候，也別勉強，比如研究某位歷史人物的思想演變，可能讀懂他的幾封私人信件比什麼算法都管用。《新史學雜誌》在最新一期的編者按裡說：「我們歡迎數字人文，但更歡迎用得好、用得巧的數字人文。」這句話，算是給這個領域定了個好調子。
?《新史學雜誌》的啟示：小而美的學術期刊也能引領研究範式
說實話，《新史學雜誌》無論從發行量還是影響因子來看，都算不上頂級期刊。但它在台灣及東亞歷史研究領域，硬是靠著對數字人文技術的堅持探索，走出了一條獨特的路。這對其他學術期刊來說，有太多可借鑒的地方。
首先是定位要準。它沒去跟那些綜合性歷史期刊搶資源，而是死死盯住「台灣及東亞」這個特定區域，「跨學科」這個特定視角，這就容易做出特色。其次是敢於試錯。早期他們發的一些數字人文文章，現在看來技術應用很粗糙，但正是這些嘗試積累了經驗。最後是保持開放。不管是和技術領域的學者合作，還是向公眾開放部分數據，都體現了學術期刊的公共屬性。
當然，它也有不少問題。數據共享推不動，技術門檻沒解決，對技術濫用的反思還不夠深入。但比起那些死守傳統、害怕變革的期刊，《新史學雜誌》的探索本身就值得點讚。
現在學術界總說要「創新」，但創新不是喊口號。像《新史學雜誌》這樣，從自己熟悉的領域出發，找準一個切入點，踏踏實實地把新技術用起來，解決幾個真問題，這才是真正的創新。說不定再過十年回頭看，東亞歷史研究領域的一場「數字革命」，就是從這樣一本小期刊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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