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占豪

国籍：中国

出生地：浙江诸暨

出生日期：1933年

职业：音乐家，作曲家

代表作品：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基本内容：中国杰出的音乐家，世界著名作曲家。现任中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1959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与同学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最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是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音乐的必听曲目，被誉为“为中国创造民族化交响乐开拓一片绿野”的“不朽的（中国）民族音乐经典”，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整个东方音乐的骄傲”。在不久前香港电台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梁祝》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乐坛上家喻户晓的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一起，被评为“千年最受听众欢迎的十部经典音乐作品”。曾经有一位学者感叹道：“哪里有太阳，哪里就有中国人；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梁祝》！”
何占豪在音乐创作上有一个座右铭，那就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他作曲生涯四十余年的全部作品，前二十年主要是以“外来形式民族化”为主。1959年《梁祝》蜚声乐坛誉满中外后，他的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弦乐与合唱《决不忘记过去》、交响诗《龙华塔》等大型器乐、声乐作品相继问世。在这一时期里，他的作品除了富有戏剧性、抒情性外，还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
八十年代，何占豪又把“民族音乐现代化”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除了将《梁祝》改编成高胡、二胡、琵琶和古筝协奏曲外，他还创作了二胡协奏曲《乱世情》、《别亦难》、二胡与乐队《莫愁女幻想曲》，以及民族管弦乐《伊犁河畔》、《节日赛马》、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民族器乐作品。九十年代，何占豪高兴地看到古筝界新秀辈出，创作了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筝、乐、诗《陆游与唐婉》和古筝独奏曲《茉莉芬芳》、《姐妹歌》等，对传统乐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等也进行了改编。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笛子协奏曲《长恨绵绵》、柳琴协奏曲《花》、杨琴协奏曲《罗兰情》等作品，就包括香港歌星徐小凤唱红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也是何占豪的作品。
在近几十年时，他几乎每年创作一部大型作品，在民族音乐语言的创新，民族器乐演奏技巧的提高，民乐表现幅度的拓展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同时，他还为世界乐坛培养和推荐了一大批学习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的年轻艺术家。实为“学贯中西、推陈出新、奖学后进”的中国音乐大师。
音乐奇才何占豪
[字幕、播音、图像]
何占豪，1933年8月出生于诸暨何佳山村。幼时热爱音乐，后考入浙江省文工团当演员。
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在小提琴演奏的民族化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
1959年与同学陈钢合作创作了基于越剧音调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后，从此成为中国乐坛上的著名人物之一。
继《梁祝》之后，又创作了《烈士日记》、《决不忘记过去》、《龙华塔》、《别亦难》、《草原女民兵》、《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音乐作品。
称何占豪是“音乐奇才”一点都不过分。他在音乐的海洋里遨游虽说是因《梁祝》成名，但主要还是个农村娃娃时就在襁褓中跟着奶奶学唱儿歌。
（著名音乐家 何占豪 同期声）
我们诸暨，我小的时候盛行是二种戏，一种是越剧，一种是绍兴大板。我爸爸懂得一些绍兴大板。因此，小的时候也听到过一些长辈唱些家乡戏，主要还是我奶奶，我奶奶是越剧迷。我的任务就是给我奶奶背凳子。每逢过年就背凳子到戏院里去放好，奶奶领着我去看戏，我就从小受家乡音乐的熏陶。第二，我小的时候就是抗日战争时候，我的姑妈们在高级小学里念书，回来之后，唱很多抗日歌曲，我觉得非常好听，所以又受到了这些新的音乐的熏陶。这些音乐从小就潜移默化地在我脑子里生根了。这样就慢慢爱好音乐，直到自己读书的时候，对音乐特别喜欢。
杭州解放那一年，何占豪才17岁，考入了浙江省文工团。他唱歌、跳舞、演戏，样样都在行。1952年，何占豪转入浙江省越剧团乐队，在这里，他开始学习小提琴。为了能尽快提高技艺，他特意在星期天早早赶到上海寻师学艺。
（著名音乐家 何占豪 同期声）
我当时考到音乐学院来实际上是来学习小提琴的，希望学成之后回到浙江去，好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当时，我们学习的都是外国曲子，总觉得学的这些练习曲、乐曲也好，与我们家乡戏曲这味道总是格格不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应该把（小提琴拉中国曲子）这一职能承担在自己的肩上。所以，我们虽然拉小提琴，但我们自己还是要创作，要学会创作。我从音乐学院进来之后，由于小提琴改革民族化的需要，才开始学习创作的。
1957年，何占豪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探讨小提琴作品创作和演奏上的民族风格问题。
（著名音乐家 何占豪 同期声）
由小提琴来拉《二泉映月》我们是第一批，也许我灌的唱片是第一张。我们一拉之后，他们喜欢，他们能听懂。所以，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用小提琴拉民间音乐、拉戏曲使老百姓能听懂，他们喜欢了，所以我们走这条路了。
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走上舞台，奏响了中国民族化交响音乐具有创世纪意义的礼赞。这部长达26分钟的协奏曲，其唱片的发行量已突破百万大关。国人称它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交响乐”。那年，何占豪和陈钢这二位作者的年龄分别为26岁和24岁，他们都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说及《梁祝》的创作经过，何占豪娓娓道来
（著名音乐家 何占豪 同期声）
《梁祝》这个题材，虽然当时我已经做过试验，我曾经用越剧的曲调写过一个四重奏，用四个人拉的小《梁祝》。（当时）文化部的一个官员来我们学校检查的时候，我们党委书记、作曲家孟波先生推荐给他听，听了之后，他觉得那个时候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戏曲音乐还没有这个先例，他希望我们探索下去。
我们除了大炼钢铁、女民兵等现代题材之后，又补充了一个，是不是可以在小《梁祝》的基础上写上个大《梁祝》。三个题材送上去之后，我们党委书记孟波同志毫不犹豫地在第三个题材，就是我们认为并不很重要的（《梁祝》上）勾了一勾，（他说）你们就写这个吧！所以，现在回忆起来，领导是很重要的。
四十多年来，何占豪始终不渝地沿着民族民间音乐渗入骨髓，只要人民需要，他就创作。他的作品均以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刻划入微的音乐形象，浓郁的民族风格，震撼人心的戏剧性与抒情性，吸引着国内外不同层次、不同口味的广大观众。
（著名音乐家 何占豪 同期声）
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华民族的音乐人，对中华民族的音乐应该有所研究，应该有所贡献。比如，二胡、琵琶呀，为什么不能象小提琴和钢琴一样，成为一种世界人民喜欢的乐器。所以，八十年代以后，我致力于民族器乐的交响化，我写了很多二胡协奏曲、古筝协奏曲，二胡协奏曲不但跟民族乐队协作，而且跟西洋交响乐队协作，使我们这些演奏家拿一把二胡就可以走遍天下。
何占豪在搞好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培养作曲、演奏人才。他对后辈的提携是圈内人众所周知的。他常常告诫自己：音乐事业要象接力棒一样，一棒接一棒地传下去。
（著名音乐家 何占豪 同期声）
青年演奏家特别需要作曲家为他们写曲子。比如，世界著名的有一个叫许可，许可就是现在日本都很红的二胡演奏家。她就是第一个演我写的《莫愁女》而成功的。现在象上海的马晓晖，也是我把她去招来，然后找人把她带到了香港，拉我的《别亦难》、《莫愁女》等，使她在国内外也有相当的知名度。
何占豪在五线谱中爬行，慢慢地又爬进了流行歌曲，八十年代末那首在大陆颇为风靡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歌是香港红歌星徐小凤唱的，曲可是何占豪写的。
（著名音乐家 何占豪 同期声）
人家给我取名叫“多功能作曲家”，因为我（作曲）路子比较广。西洋交响乐我也写，民族器乐我也写，戏曲我也写，流行歌曲我也写。《相见时难别亦难》也都不知道是我写的，以为是徐小凤写的。
何占豪的创作既有“高雅音乐”，也有“流行音乐”，用他的话来说，“只要文化市场需要，我就生产”。因此，他在圈内总是以高产、稳产、效益好为同行所羡慕，他的作品很受欢迎。
（著名音乐家 何占豪 同期声）
我创作的特点，突出一个“情”字，感情的“情”字。我认为我的作品分二类：“情”一类，就是这个爱国情。另一类儿女情。正因为我《梁祝》出名，人家曾经把我认为是专门写爱情题材的专家。到香港访问我，我就这样讲，就是我的出生，从小受到的教育，促使我现在还有戏。第二个儿女情，那么这个也算，因为人的感情，对不对？没有爱情就没有艺术。在艺术里边都包括爱情，这是人们永恒的主题。
何占豪在音乐创作上有一个座右铭，那就是“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他作曲生涯四十余年的全部作品，前二十年主要是以“外来形式民族化”为主。八十年代以后，何占豪又把“民族音乐现代化”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除了将《梁祝》改编成高胡协奏曲和琵琶协奏曲外，还写了二胡协奏曲《乱世情》、民族管弦乐《伊犁河畔》、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民族器乐作品。
（著名音乐家 何占豪 同期声）
民族音乐需要提高，必须要看到外国近代的音乐方面的先进技巧。要使中国音乐向外国学习，而且又要得到提高，要得到老百姓的喜欢，就必须要外来形式民族化。那句民族音乐现代化呢？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个民族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那么要使我们的民族音乐适应现代化，反映现代人的感情，那必须现代化。所以，我觉得民族音乐如果不现代化，那很可能走向某一种没落阶段。
在结束采访前，何占豪表示，探索是他永恒的主题，只要人民大众喜欢的，他就会一如既往地创作。
(电视稿件提供:诸暨电视台社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