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社会史：在解构与重构中寻找东亚的流动性
在首尔景福宫的朱红门楣与北京故宫的金色琉璃之间，在东京浅草寺的雷门灯笼与台北龙山寺的蟠龙柱石之际，"东亚" 这个地理名词始终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着解构与重构的阵痛。宋念申的《发现东亚》恰似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剖开被民族国家叙事凝固的历史肌理，让被遮蔽的流动性重新显现。这部著作不满足于对既定历史框架的修补，而是以知识考古的勇气，在帝国废墟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裂隙中，打捞被遗忘的时空逻辑。
当 17 世纪的朝鲜使臣洪大容在北京琉璃厂与清朝文人笔谈时，他笔下的 "中国" 早已超越了地理疆域的桎梏。宋念申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前现代的空间认知 —— 那个没有清晰国境线的东亚，商船随季风穿梭于长崎与宁波之间，儒生们用汉字书写着超越王朝更迭的思想对话。作者带领我们重返马可波罗时代的 "契丹" 叙事，揭示欧洲东方主义如何将流动的文明板块固化为僵化的地理概念。
这种时空错位的洞察力，在书中化为对 "朝贡体系" 的重新诠释。当我们将朝贡视为权力关系的具象化表达时，宋念申却指引我们注意使团贸易中白银的流动轨迹，发现那些被冠以 "朝贡" 之名的外交使节，实则是承载着跨国商业网络的移动枢纽。这种视角的转换，使长期被政治话语遮蔽的经济文化脉络浮出水面。
明治维新的时钟在东京敲响时，汉城的钟楼仍在用干支纪年。这种时间的断裂在作者笔下获得了深刻的隐喻意义：当格林威治时间成为世界标准，东亚各国被迫卷入同质化的现代时间体系。宋念申尖锐地指出，这种时间殖民比舰炮外交更具破坏性，它彻底重构了东亚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在分析 "民族国家" 概念的植入时，作者展现出土著语言与殖民话语的激烈交锋。日语中 "国民" 概念的演变、汉语里 "民族" 一词的诞生，都成为解剖现代性暴力的手术台。那些被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国族认同，在书中显露出其建构过程中的暴力与创伤。这种祛魅式写作，让读者得以窥见历史褶皱中的斑斑血痕。
在冲绳首里城的废墟上，宋念申发现了多重殖民的考古层。这个曾经连接中、日、琉的贸易中转站，其建筑纹饰中既有明朝的蟠龙，又有大和的菊花。这种文化叠层成为作者重构东亚叙事的钥匙 —— 不是寻找本质化的文化基因，而是在混杂性中确认主体性。
书中对 "汉字文化圈" 的解构堪称典范。当我们将汉字视为文化同质性的证明时，作者却让我们听见了 "同文" 背后的异响：朝鲜的吏读、日本的训读、越南的喃字，这些文字变奏曲中跃动着拒绝被同化的文化自觉。这种对 "同文" 神话的破解，为东亚共同体想象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在这个后真相时代，《发现东亚》提供的不是确定的历史答案，而是开启认知革命的批判性钥匙。当作者将东亚比作 "永远处于翻译中的文本" 时，我们突然意识到：历史书写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凝固真相，而在于保持解释的流动性。这部著作像一面棱镜，将单一的历史光束折射出斑斓的复调叙事，在解构与重构的张力中，为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提供了充满生命力的分析框架。
? 新传记史学：重新发现具体的人
西方新传记史学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对史学思想的前沿探索。近三十来年的历史人物传记研究，无论是聚焦于阐述历史上的个体、群体及集体对周遭世界的经验、感受及理解方式的认识论转向，还是侧重于以个体、群体及集体为研究取径和事实依据的方法论反思，"重新发现（具体的）人" 始终是其研究旨趣。
传统传记史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都是有权力影响周遭世界的大人物，特别是男性大人物。然而，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在欧美国家反主流文化运动和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所阐发的治史观念 ——"从底层向上看" 的双重影响下，许多西方史家对 "谁是历史的行动者" 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强调历史上的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理应得到历史学家的平等对待。
考察目前已面世的西方新传记史学著述，传主平等化、多元化或类型化是其首要特征。不同性别的显要人物、普通人（常人）、底层人及边缘人，无论其拥有何种身份、职业及社会地位，在新传记史学家心目中都是一个个具有同等尊严及诉求的鲜活生命。传统的传记史学多以单个的大人物为对象，而新的传记史学文本的传主既有具体的个人，又有特定的群体。
从根本上说，传主的平等化、多元化或类型化，表明新传记史学家在尊崇新社会史家和微观史家的研究视角 —— 研究普通人或边缘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或心灵世界时所采取的 "自下而上" 的视角 —— 的同时，亦反对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力图通过探究不同群体的历史经验或体验，发掘并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恢复或重建他们的历史地位，从而有利于读者更加立体地窥视某个具体的或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不同面向，并获取具体且多元的历史知识，最终深化对人类自身历史的理解和认知。
更进一步说，传主的多元化或类型化取向，体现了新传记史学家对全球化时代民粹主义的舆论专制 —— 主要表现为标签化和污名化 —— 的一种反抗精神及其行动，是一种从个体和不同群体的维度争取人类解放及自由的斗争，因而颇具革命性意义。
在新传记史学家眼里，原始材料不再是评判历史研究成果优劣的唯一标准，史料也不再局限于官方档案和私人的日记、书信、账簿、契据、读书笔记等。特别是在致力于书写普通人或边缘人传记的新史学家那里，那些曾经在历史学职业化的过程中不被认可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如今已然成为他们情有独钟的史料来源，尤其是那些充满历史感和表现历史意识的文学作品与艺术作品，它们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或许远胜于原始史料。
新传记史学家们积极主动地采取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进行研究，除了不断与各个新史学研究领域展开对话，还经常借助文化人类学、知识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概念，体现出整合或融合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强烈愿望，竭力避免历史学趋向碎片化或零碎化的问题。
无论是处理与历史名人相关的繁多材料，还是面对与处于 "失语或沉默" 状态的个体和群体相关的史料缺损状况，新传记史学家都必须掌握与研究对象有关联的学科知识，了解诸如修辞学、地质学、病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以便挖掘、甄别、选择、解读史料，最终在建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寻历史真相。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洛赫有过一个论断：历史学是一门研究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新传记史家在发掘 "历史的行动者" 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之前，深知传记书写必须被纳入历史分析框架之内才具有意义，因而把建构传主的历史时间视为首要任务。
在叙事主义理论与微观史学实践活跃对话的新史学语境中，新传记史学家自觉到历史时间具有二元性质，认为单数和复数的传主之历史时间是从自我意识觉醒 —— 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形成 —— 的那个时刻开始的。传主时刻的显现标志着传主自我身份的确立。故此，新传记史学家往往只攫取传主的一个或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生片段，通过聚焦于传主在某个特定的或者具体的时刻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互动或对话，以表现传主在其生命经验历程中的自我交互作用和反思性活动为主旨思想，从而阐明个别的历史事件或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复杂性或悖论性，以便深化公众对传主身处其中的历史情境的理解和认识。
换言之，新传记史学家在阐释传主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代表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的同时，并未放弃对抽象的普遍性之追求，而是旨在从具体而微的传主生命经验故事中发现或阐释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致力于把人的整体存在秩序作为思考的对象。因此，他们在讲述传主的生命经验故事时，既注重表现社会历史时间的结构性特征，又试图揭示个体及群体时间的独异性和特定空间的再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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